在当今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世界文学已成为一个备受学者们热议的前沿理论话题。虽然在中国的语境下，世界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大学中文系的一门课程，但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外国文学，并不包括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于21世纪初率先在西方再度兴起，并被迅速介绍到中国学界。在这方面，我本人起到了一定的引进和推进作用。但我同时认为，中国学者不仅应跟踪并介入由西方学者发起的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更应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积极参与讨论并发出中国声音，让我们的批评性参与给长期以来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宰的国际学界提供中国元素。本文旨在弘扬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以改变长期以来中西文学单向借鉴之情势。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它早在1827年就由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提出并加以概念化了。如果要探讨这一术语的使用，则可再往前推，但为什么直到21世纪美国学者再度提出这一概念时，就一下子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这显然与时代氛围不无关系。

(资料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因而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命运共同体。世界文学已不再是歌德时代的“乌托邦”想象，而更是一个凸显在我们面前的审美现实。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我们更为关注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的地位及其研究状况，因为这也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中国学者参与其中的意义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用以促进国际上的学术交流；其次，借以了解西方主导的国际学术理论前沿对中国的关注；最后，通过我们与西方以及国际同行的对话和交流，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最终消解单一的中心。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世界文学就应当具有中国视角，这样我们提出的观点才能引起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重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探讨经济全球化现象以及文化生产和文学批评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描述资本的无限扩张给精神文化的生产造成的影响时，颇有远见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因此，在我看来，从中国的视角进入世界文学研究，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实际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大都基于这一点。

为什么要再次强调世界文学的经典性

“我越来越认为，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学界一般认为，1827年，年逾古稀的歌德正是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今天，随着世界文化和世界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审美现实：通过翻译这一中介，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多个国家和不同的语境下广为流传；一些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和身份的作家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下从事写作，涉及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文学研究者自觉地把某个国别的文学放在一个世界性的语境中来考察和比较研究，等等。显然，世界文学已成为我们的文学生产和理论批评的实践。

但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现象，而是一个旅行的概念。在其旅行和流通的过程中，翻译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没有翻译作为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同样，在世界各地旅行过程中，一些本来仅具有民族和国别影响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相比之下，另一些作品也许会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由于本身的可译性不明显或译者的误译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这说明，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文学版本。在承认文学具有共同的美学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各民族、国别文学的差异性和相对性。只有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世界文学得出较为客观公允的理解，因此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形式。

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美国学者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重定义：“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他的这个定义虽然影响很大，但引起的争议也很大。

笔者从戴姆拉什的定义出发，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对戴姆拉什的定义进行了一些修正和发挥，提出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和重建。在我看来，世界文学应这样界定：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

我这里之所以要再次强调世界文学的经典性，就是直接针对戴姆拉什的“去经典化”倾向并与之商榷。在我看来，首先世界上各国作家用各种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即使是一个语言天才也不可能学会所有的主要语言，他在阅读世界文学作品时不得不有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其经典性和卓越性。其次，对翻译的依赖只是一种途径，一旦一部作品被译成另一种语言，它就势必要经过那一语境中的批评性选择。因此，我认为上述三个因素都可以对世界文学的建构和重构作出贡献，而且也都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确立评价世界文学的标准

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应当有一个标准。当然，我们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便可确立不同的标准。一方面，我们主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我们对其的衡量标准就应该是相同的，即这种标准应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各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兼顾世界文学在地理上的分布，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发展史就永远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

由于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因此对其的评价不可避免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如此，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仍然有一个相对客观公认的标准，在我看来，它必须依循以下原则：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三、它是否被收进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五、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在上述五个方面，第一、二和第五个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

从上述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我们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中国视角的世界文学研究及翻译

我本人对世界文学的一些看法，产生自我的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同时也产生自我与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切磋、交流和对话过程。在这样的对话中，有时我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和启迪，有时西方学者也受到我的影响和启迪。这是我们作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也即我们在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不应过于谦卑，一味地以学生的姿态向他们提出问题，希望得到他们的解答，而应在适当的时机亮出自己的观点，促使他们对之进行批评和讨论，这样才能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

毋庸置疑，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某个特定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对西方和苏俄文学的大面积翻译上。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有自己对世界文学篇目的主观的能动的选择。正是这种对所要翻译的篇目的能动的主观选择，才使得世界文学在中国有了其不同于在西方的境遇。

当然，不可否认，早先我们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态度是尽可能接近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是如此。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种态度依然得到传承。针对中国当代作家日益迫切的对外开放心情和需求，湖南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一本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集，名为《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主编曾小逸把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当作一种“总体的”世界文学。尽管曾小逸希望看到的中外文学交流是双向的，但当时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以及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单向的关系，也即中国文学比较多地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较少对后者产生影响和启迪。

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时，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国形象。这已经从国家近几年实施的一系列推动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走出去”的外译项目的实施中初见端倪。中国学者的研究因为具备了一种中国视角，所以在世界文学研究中才能够独树一帜，并日益吸引国际学界的批评性关注。

（作者：王宁，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来源：光明日报